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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5/2007

    答袁兄的“答郁郁青梅、答小燕、答唐僧兔”

    按:该篇博客的前身乃是我在我的中学好友——袁同学的个人空间上留下的一篇评论,因为写得长了,也就干脆移过来独立发布。袁同学虽然在大学里读的是理工科,但是对人文社科类学问也深感兴趣,涉猎极其广泛。袁同学的治学热情饱满,才华横溢,赋诗行文皆是挥洒自如。和袁同学之间关于政治、社会、哲学的讨论也给了我很多启发,下面是袁同学的那篇“答郁郁青梅、答小燕、答唐僧兔”的固定链接:

    http://fontainebleau.spaces.live.com/blog/cns!C72427749D4C4542!2609.entry

    下面是我的评论:

    我目前倾向于把善与恶的界定(说得广义一点就是普世的道德准则)看作是人类社会在集群生活的形式下所逐渐发展起来的一种生存智慧,这大概是人类对长期积累下来的生存经验作了超拔性归纳之后的成果,而这种生存经验应该是在人与人(社群性)的互动和人与自然界的互动中形成的(所以,“自然法”的这个提法还是很有道理的)。

    在人类生活的早期,由于还没能拥有科技这一改造自然的利器,周遭自然环境的变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应该是巨大的,在肉体上弱小、精神上幼稚的人类在面对四季更替,日月经天的自然现象时深感敬畏,大概这种敬畏也是原始宗教得以生发的心灵土壤吧。宗教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垄断性支配大概一直持续到近代科学得以系统地构建起自己的体系,并且对许多基本自然现象给出合理解释之前(例如牛顿力学对行星运动的解释和预言,而天文学可以算是人类最早开始探索的自然学科之一,也累积了相当多的原始资料,并对航海时代提供了直接的技术指导)。科学在作出一系列准确的解释和预言之后,展现了其强大的理性思辨力量,开始摆脱宗教的束缚,并逐渐在人类精神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随着物理及其他实验科学(像是你所提出的“经验唯物”)的发展,象亚里士多德所提倡的那种个体运用沉思及冥想的思维手段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现今人类探求“真理”的要求。基于观察自然体系,并用逻辑手段进行严密推论的科学方法占据了全部的自然科学领域,并缓慢地向人文社科领域进行渗透。大概这也正是理性唯心和经验唯物这两派开始互相纷争、补充、整合的历史背景吧。

    不难运用理性唯心的方法在个人的心灵中建立起一套自洽的世界观,但这套观念在遭到经验唯物主义的冲击时,往往表现得相当脆弱。试想一下我们在学习中学物理时不断校正自己观念的过程,许多重要和基本的自然定律和现象与人类凭着有限感知能力所获得的经验性的印象是相当不同的:像地圆学说、惯性定律、量子力学及相对论的基本论据往往会让人在一开始接触的时候感到困惑和不解,进而心怀疑虑。现在连小学生都能理解的原子论在最终确立之前却历经了长时间的争议,甚至到了十九世纪末,物理化学家奥斯瓦尔德(Wilhelm Ostwald,mole这一名词即由他提出,1909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还拒绝接受原子学说,直到他后来接触了爱因斯坦的关于布朗运动的工作(1905年)之后才被说服。这使我对于人类仅凭本心所建立的世界观的正确性失去了信心。

    另外,部分人探索求知的动力未必是想要去发现支配整个世界所运行的终极规律,而我也一直对人类能否发现并理解这一规律存有疑虑。大概很多时候人们只是在寻求一套能说服自己的解释而已,至于这套解释是否能够精确地契合自然律,倒也显得无足轻重。就像我一直所认为的:知识无法穷尽,性灵可待完满。求知和探索的原动力也许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并增进对周遭世界的认识,但在不断的学习过程中提高自己的修养以求得心灵上的平安喜乐,也是相当重要的。如果只能发现问题,而无法对其进行阐释和化解的话,容易让人的内心变得狂躁不安,这也是我所不愿意看到的。你在文章中也提到:经验的最大问题在于必然走到不可知论的境地(这句话估计会引起争议,但我个人还是支持的),那么,人类如何运用自身所掌握的有限的理性思考力量?对自己运用理性所能获得的探索成果应该抱以怎样的期许?是该在追求终极自然法则的道路上无尽狂奔?还是应该在适当的地方停留下来,营造自己心灵的平安港湾?这些问题都是无法不让人陷入沉思的。

    6/10/2007

    [读书心得]《我们为什么生病——达尔文医学的新科学》

    总算是在这几天里把《我们为什么生病——达尔文医学的新科学》这本书给读完了。其实我在很早之前就已经读了这本书开头的几个章节,不知道后来为什么没有一口气读下去,大概还是源于我“狗熊掰棒子”式的阅读习惯的影响吧 :P

     

    这本书阐述了从达尔文进化论的角度来审视人体疾病的一种思维方法,提供了有别于传统医学思维模式的一种新的视角。作者认为人体在生理构造及运行模式上存在着一系列设计上的折衷和妥协方案,当这些妥协方案涉及到人体与自身(如免疫系统)和其它生物(如病菌)的互动过程中时,便有可能引发疾病。而这类妥协性设计的产生原因又可以通过达尔文的进化论来加以理解:在生物种群中发生的所有突变和基因重组中,只有那些有利于基因延续的基因型才有可能在生存竞争中脱颖而出,并将自己的基因型特征持续传递下去。其直接的后果便是生物体会在进化过程中将那些最有利于自身基因传播的性状保留下来,即使这些性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整个种群或种群中部分个体的健康情况。比如在疟疾流行的非洲中广泛存在着的携带镰状细胞贫血基因的人群。这一对人体明显有害的基因型之所以会在进化中被保留下来,是因为其杂合子个体具有正常的红细胞,且对疟疾有较强的抵抗力。在缺乏抵抗疟疾能力的正常纯合子和具有镰刀状红细胞的致病纯合子死亡率较高的情况下,携带着致病基因但表型正常的杂合子则凭借着更高的存活率,在竞争中胜出。当然,在远离疟疾流行地区的非裔种群(如非裔美国人,他们在没有疟疾的地区已生活了十代以上)中,该基因的频率会因为在新环境中的自然选择而有所下降。另外,一些给人体带来痛苦和不适的机制,例如咳嗽、发热、流涕和妊娠呕吐等,它们之所以会在进化过程中被保留下来,是因为这些体征都属于对抗疾病的防御性机制。咳嗽、流涕和妊娠呕吐可以将不利于人体(胎儿)健康的病菌或毒素排出体外,而发热本身已有许多证据的支持,表明其对抵抗感染有一定作用。所以,过度地镇咳,有可能会令病人死于肺炎;而在某些情况下对发热病人进行退热治疗,则有可能发展为败血症休克。当然,作者指出这些现象的用意并非是要反对给病人施以止咳或是退热药物。否则,一次不加干预的高烧及其后引发的抽搐就很有可能损伤幼童的智力发育(像我小时候就发过一次比较严重的高烧,据老妈说是被电视剧《西游记》中猪八戒的造型给吓出来的。直到我入读大学之后,她还怀疑那次高烧损伤了我的智力发育,到底有没有,只有天知道了。 ^_^b)。而是希望医生在了解了这些体征的正面作用后,可以有针对性地设计治疗方案或是选择恰当的用药剂量,在减轻病人不适的同时也保证不完全阻断人体的正常抗病机制。

     

    在这一思路的指导下,作者还在书中探讨了衰老、文明病、癌症、性及生殖、精神病等一系列专题,并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给出了自己的猜测和解释,令人耳目一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在修读传统生物医学的科目时,一般只关心病症发作的近因,即解答 “什么”和“怎样”这些关于构造和机制的问题;而很少考虑到那些进化史上的原因——解答那些关于起源和功能的问题。自然,从进化论角度出发而进行的解读无法直接为医学的发展带来立竿见影的好处,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种大有用处的指导思路。如果我们真的可以循着这一方向切实地理解疾病产生的源头,那么无疑是对今后的医学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的。

     

    这本书所揭示的科学方法是达尔文进化论和生物医学的有力结合。不过,这种进化论的思想在为其它学科领域提供新思路的同时,也招致了无数的诟病和争议,例如由之衍生而来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该主义鼓吹社会进步和优生学的理论,可能为二战期间纳粹的种族主义和屠犹行为提供了理论支持和重要影响。另一门与之相关的学科是社会生物学,该学科认为基因在动物及人类行为上扮演了决定性角色。由于这门学说有导致生物决定论的危险,而且可以被用来替种族主义以及一系列不道德的人类行为进行开脱,所以也在学术界引发了激烈争论。

     

    虽然这些与进化论相关的学科还存在着不少争议和陷入伦理困境的危险,我还是坚信这些学科所运用的思维方式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深刻地理解人体本身及人类行为,它们的前景应该是可以被看好的。自古以来,人类的道德理想在其发展道路上就一直遭受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和袭扰。人类作为一个集体生活的社会群体,需要普世的道德律例来维护社会的安定,但人类的生物学本能还是常常会冲破脆弱的道德底线,并形成强大的破坏性力量。我们不应通过回避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唯有鼓足勇气正视它们,才有可能找到真正的出路和合理的解决方法。

     

    PS:对该书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这里进行在线阅读)

    6/5/2007

    小结最后一个period

    终于结束了全部的课程,等最后敲定毕业论文的具体事宜之后,就可以好好放松一下啦。

     

    我在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period中修读的课程是”Experimental Biomolecular Physics””Radiation Detectors and Medical Imaging Systems”。这两门课程分别向学生介绍了目前在生物大分子研究和医学成像这两个领域中的主流技术,以及这些技术背后的基本原理。这对于在本科阶段专攻理论物理的我来说,是非常有趣的体验,尤其是看到一些基本物理现象被巧妙地运用于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时候。

     

    主持”Experimental Biomolecular Physics”这门课的是Prof. Jerker Widengren,很年轻的一位教授,本科在KTH修读工程类专业,毕业后去Karolinska Institute拿了MD的学位。他的温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无论是在讲课还是在课后交流的时候,表情和语气永远是那么地平静,甚至还略带一丝谦恭。有一次,他在给我们上IR Spectroscopy的时候,需要先讲一些量子力学的基本概念作为铺垫。他在当时就很谦虚地表示:“我对量子力学这门学科的了解有限,在座的各位很有可能懂的比我要多。”在被问到一些他不了解的问题时,他也会很坦诚地回答:我不知道。我很欣赏他的这种对学生开明和平等的观念,而其它瑞典教授们也大抵如此,学生们在这样友好的教学氛围中也感到十分放松。相对而言,国内的部分老师显得还是肃穆了些。

     

    这门课的教材是”Principles of Physical Biochemistry “(Van Holde, K.E. et al.),涉及的领域很广泛,也很深入。在Amazon上有好些学生抱怨这本书的难度太高,我也有相同的感觉。我想这本书的适用人群应该是那些在本科时学习物理或化学,后来才转入生物物理或者生物化学领域的研究生和博士生。即使对于相关学科的本科生而言,其中一些物理和化学方面的专题也是难啃的骨头,至于那些在本科时学习生物的学生,读起来大概就更为吃力。不过,正如Prof. Jerker所言,我们的确也很难找到更适合这门课的其它教材了,因为这一类型的专著数量原本就很有限。此外,Prof. Jerker也印发给我们”Fundamentals of Molecular Spectroscopy”(Banwell)的部分章节,以及一些综述类型的研究文献。这些都是很好的辅助材料,只要把这些文献里的知识点都吃透,考试时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这门课涉及到十余种探测生物大分子性质的理化技术,如果每个专题都详细展开的话,时间肯定是不够用的,因为其中的很多技术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且完善了。如NMRX-ray CrystallographyIR SpectroscopyRaman SpectroscopyFluorescence Spectroscopy,这些专题完全可以写成各自独立的专著。所以,我们在每个专题上只能花上有限的时间,了解一些基本概要而已。这门课的目的还是在于帮助学生在从事研究工作的时候知道应该如何选择适当的研究手段和技术,而非深入发掘每项技术背后的原理和细节。

     

    最后结束的一门课——”Radiation Detectors and Medical Imaging Systems”,持续了一整个学期,内容非常丰富。除了普通的讲座之外,负责这门课的Prof. Andras Kerek还安排了很多次外出参观的活动。我们访问了与课程内容有关的一些医院、研究中心和公司,参观了很多大型研究仪器,也聆听了相关专家的讲座,对于一些技术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积累了较为深入的认识。例如,我们在参观瑞典的FOI(Swedish Defence Research Agency)的时候,研究人员介绍了利用测量空气中浮尘的放射性强度来监测其它国家进行核试验情况的方法。在参观后,我们通过回家作业的形式,亲自分析了切尔诺贝利事故之后在瑞典境内测得的浮尘放射性数据,进一步加深了对这一技术的理解。

     

    Prof. Andras是一位非常亲切且热情的长者,目光炯炯,精神矍铄。在讲到一些难点的时候,经常会停下来,问大家理解了没有,如果大家不吱声,他便会笑着从头再讲解一次。而在讲到一些精彩例子的时候,他也经常会停下来,很兴奋地对大家说:Isn’t it good? 看得出,他很热爱自己的职业。而这门课也的确涉及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技术,比如PET(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phy)就是利用正负电子对湮灭后所发射出的γ光子来进行医学成像的,这便是看似高深的粒子物理的基本原理在医学中的实际应用。我很高兴地看到,正反物质的研究和应用也可以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而并非只在某些专业研究期刊或是科幻小说的情节里出现。

     

    在过去的一年中,除了巩固和积累理论知识之外,我还亲见了基本理化原理在生物医学领域内的许多精彩应用。KTH的偏重于工科的研究氛围大大拓展了我的眼界,这大概也正应了陆游先生的那句诗——“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